最近DC宇宙的新作《新蝙蝠侠》颇受人关注。蝙蝠侠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之一，围绕这一形象，诞生了许多经典影视作品，如克里斯托弗·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，扎克·施耐德备受争议的《蝙蝠侠大战超人：正义黎明》与《正义联盟》等。这些故事中蝙蝠侠的形象各有特点，但有一些基本的故事主题始终延续，如布鲁斯·韦恩早年目睹父母被匪徒枪杀的原始动机以及“Justice, not Vengeance”的“不杀”原则。基本上每一个版本的《蝙蝠侠》故事都会涉及这两点，前者是蝙蝠侠走上打击犯罪之路的原因，后者则是他恪守的底线。

在《新蝙蝠侠》中也出现了这些要素，电影不断以各种各样的镜头语言和故事线索暗示谜语人与蝙蝠侠的“同构”，代表“正义”的蝙蝠侠和那个反社会人格的谜语人之间，不过是“a little push”的距离，这细微的一线差别便是“不杀”原则。即便面对杀死自己父母的凶手，蝙蝠侠也最终选择了克制，拒绝在生死问题上动用私刑。可以说，他将血海深仇化作了维护正义和守护生命的信念，选择不去“复仇”。

《新蝙蝠侠》剧照

无独有偶，“复仇”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讨论经久不衰的话题，从陈子昂、韩愈、柳宗元、王安石一直到清代的汪琬，都曾对此进行讨论。面对亲仇，是否可以“以牙还牙”，道德上该如何评判，法律该如何审定，历代争论不休。那么，中国古人们会如何看待蝙蝠侠面对亲仇时的选择呢？

古人怎么看待“复仇”

“复仇”是一个中国文人讨论不衰的问题，可以追溯到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礼记》等早期经典，在古代语境下，主要探讨亲人（尤其是父亲）被杀能否复仇。由于这个问题同时关系到礼制和法律，因而常常出现情与理的矛盾。古代文人往往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或选择。

唐代诗人陈子昂就面对过这个问题。当时同州一个叫徐元庆的青年，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。他等待时机，多年后终于手刃仇人，并投案自首。陈子昂关注到这件事，专门写了一篇《复仇议状》来讨论。他认为徐元庆的行为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而言，应该被判决处死，但如果根据礼经，父仇不共戴天，则报父仇是符合仁义孝道的，不应被惩罚。为了解决礼与法之间的矛盾，陈子昂提出应该按照国法，判处徐元庆死刑，但同时在他墓前立碑旌表他的孝行，这样于礼于法，都可以交代。

陈子昂

这种解决思路有很强的折中性质，之后柳宗元写了一篇《驳复仇议》，专门反驳陈子昂的观点。这篇文章前半段反驳陈子昂，认为陈子昂自相矛盾，旌表和死刑决不可同时使用，“诛其可旌，兹谓滥，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，兹谓僭，坏礼甚矣”。他认为应该“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”，统一情与理。因此，柳宗元认为应该重新考察案件原委，如果徐元庆父亲确实是因冤入狱无处申诉而死，那么徐元庆手刃仇人，是“守礼而行义”，反而当时判决徐元庆父亲死罪的官员应该向天下谢罪。而如果徐元庆父亲确实罪应当诛，徐元庆以私人好恶坏国家公法，就应按照法律惩处。与柳宗元的决断相比，韩愈的观点通融一些，他考察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，认为复仇有不同的情境，应该结合情境奏报尚书省，再讨论酌情处理。

古代历代法律体系有所差别，但对于“复仇”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，讨论的角度也有所不同。宋人王安石曾作《复仇解》，他讨论的重点不在于具体的案件应该如何处理，而是“复仇”现象的社会根源何在。他认为复仇“非治世之道也”，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明君贤臣，一切冤屈不平都可以得到伸张，也就不会有复仇现象。而复仇现象多发，必然与世乱相联系。清人汪琬亦曾作《复仇论》，他讨论的案件是复杀母之仇。明清律法已与唐宋有所不同，按照唐律和宋律，若复仇至人死，则按照常律处置。而到明清时期，对复仇的量刑标准已经大大降低。按照清律，祖父母、父母被杀复仇者，杖六十；同时还注明，如果是即时复仇，则不论。但在具体的量刑中，复仇也可能被视作故意杀害而判死刑。汪琬讨论的案件即是这样的例子，因此汪琬认为应该重新审查案件，再按照律法减轻量刑。此外，他还曾作《复仇或问》，从礼的角度，认为应该复仇。

汪琬

可见，复仇由于关乎情理，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，而这些文人的争论，也有助于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。那么，如果由这些古人来讨论蝙蝠侠的“复仇”和“不杀”，会是怎样的情景呢？

古人如何评判蝙蝠侠？

在蝙蝠侠的故事系统中，促使他走向打击犯罪的“黑暗使者”之路最主要的原因，是童年目睹父母死于匪徒之手的经历。而也正因这个原始的复仇动机，蝙蝠侠的人物形象往往比其他的超级英雄更加复杂，更具有一丝黑暗气质。尽管其他超级英雄故事中也多少会涉及私刑与法律之间的张力，但这一矛盾从不像蝙蝠侠故事中这般引人注目。蝙蝠侠以维护正义的名义打击犯罪，但采用的仍是暴力手段，有时甚至非常野蛮血腥，他带来恐惧，也就不能像超人那样甚至有些傻白甜地象征光明。然而他毕竟遵守着“不杀”原则，因而尽管他维护正义的手段因“复仇”的原始心理阴影而或许显得酷烈，但严格意义上他并未“复仇”，甚至放走杀害亲人的凶手。

陈子昂也许会与蝙蝠侠有着良好的私交，他或许会从礼义的角度认可蝙蝠侠一些惩恶扬善的行为。但如果蝙蝠侠真的不幸落入法网，并因此要被裁决，陈子昂恐怕会无条件支持法律的审判。他或许会在蝙蝠侠落网后，声情并茂地写一篇文章公开赞扬“我的老朋友”蝙蝠侠“无畏的勇气”、“惊人的正义感”和“令人敬佩的决心”，文章会这样结尾：“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回想起那句古老的名言吧！‘韩非的归韩非，孔子的归孔子’。”

柳宗元因其独特的决绝气质，如果是在哥谭市的社会环境下，也许会同蝙蝠侠一道，成为腐败系统的颠覆者。因为按照他的理论，要么礼义，要么法律。按照哥谭市的统治水平， 冤假错案必然层出不穷，那么柳宗元当然不会否认蝙蝠侠打击犯罪的行为，还会同他一道，揪出这个系统中所有的蠹虫。这是他重视实质正义多过程序正义的思想倾向的必然。而他的老朋友韩愈，则会积极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，补充更多的实际案例和特殊量刑。

柳宗元

王安石作为早期的社会结构论者，会特别关注哥谭市的社会环境与犯罪事件之间的关联。他会独具慧眼地指出，反社会的谜语人的出现并非他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，而蝙蝠侠的出现，同样是整个混乱的体制造就的。问题不在于蝙蝠侠正义与否，而是改革体制，让蝙蝠侠这种人永远不必出现。但如果问及他有人具体遭受了不公怎么办？他会说：“这是命，忍着，终身不忘这份耻辱。”（以仇未复之耻，居之终身焉，盖可也。仇之不复者，天也；不忘复仇者，己也；克己以畏天，心不忘其亲，不亦可矣。”出自《复仇解》）

汪琬是坚定的法律维护者，同时也是坚定的道学家。蝙蝠侠在他这里的处境最困难。由于蝙蝠侠放走了他的杀父仇人，汪琬会依据礼义观念，认为他不孝，对汪琬来说，一个人不报父母的仇，和亲手杀了父母也差别不大。（“不讨弑君之贼，谓之弑；不讨杀父之贼，独不得谓之弑乎？”出自《复仇或问》）而如果蝙蝠侠“不杀”原则动摇了，真的去杀了他的仇人，汪琬同样会依据法律，仔细地审查他的种种罪行，不会有任何留情。反正无论蝙蝠侠作何选择，从多年前那个漆黑的雨夜小巷，韦恩夫妇为人所杀的那一刻起，在汪琬这里蝙蝠侠不仁不义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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