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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金时代》是香港文艺片导演许鞍华的作品。它用类似纪录片的方式,拼缀出了民国女作家萧红(1911-1942)短暂而令人唏嘘的一生。据说片中的每句话、每个细节,都有史料出处,真实不虚。
比如片名源自于萧红写给爱人萧军的一封信,“自由和舒适,平静和安闲,经济一点也不压迫,这真是黄金时代,是在笼子过的。”
但,影片在2014年上映时,票房惨淡。6500万的投资,只收回5000万。
问题大概出在电影所采用的碎片化叙事上。碎片化叙事模式是后现代主义电影的重要标志。
所谓“后现代主义”,就是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股思潮,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对主流文化的反抗,以及自身精神上的混乱。而“后现代主义电影”的则源于90年代。电影运用蒙太奇手法,依靠碎片与碎片的拼接来进行叙事。
光靠汤唯所演绎的那些人物片段,根本无法复原萧红的复杂人生。于是一干历史人物如白朗、胡风、许广平、聂绀弩、丁玲…….纷纷充当起了碎片的衔接者,时不时地从剧情中跳脱出来,面对观众做起了解说。在“罗生门”般的众说纷纭中,萧红的人生经历终于被拼凑完整。
为了逃婚,萧红和已婚的表哥私奔,失败后回去和逃婚对象汪恩甲同居。遭汪恩甲遗弃后,身怀六甲的她迅速和萧军成为恋人。早年的这一次次委身于人,也许都出自无奈,正如鲁迅所说,“娜拉”出走后无非两条路,“不是堕落,就是回来…….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。”
那么和萧军分手时,萧红已然在文坛站稳脚跟,正如她在信中所说“经济一点也不压迫”。但她又匆匆忙忙怀着前任的孩子嫁了。后续事实证明,这又是一次令她失望的选择。她所希求的懂得“体贴、爱护”的丈夫,居然在危难时刻弃她于不顾,独自先去了后方……
在片中,丁玲这样评价萧红:“作为一个作家的她,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,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,或许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。”
萧红的身上的确有很多矛盾性,这也是引发后人争议的原因。有人说她勇敢、坚强、率真自然;也有人说她任性、软弱、水性杨花。
萧红到底是个怎样的人?为什么情路会如此坎坷?是遇人不淑还是咎由自取?她的文学才华在哪里?为什会得到鲁迅的青睐和肯定?然而,电影所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向观众表明,它没有也无意解答这些疑问。
碎片不但缺乏连贯性,还被打乱了时空顺序,增添了观众对故事情节的拼接难度。比如故事讲到1934年二萧接到鲁迅的回信,即将和这位文坛大神见面时,镜头却突然一转,出现萧红躺在床上回忆和鲁迅见面的往事,画外是一阵接一阵的空袭警报和隆隆炮声,房间也被震得发颤,此外,萧红身边还有一个陌生男人在照顾她。
影片取名《黄金时代》而非《萧红传》,大概意在刻画一组人物群像,而不仅仅是一个萧红。尽量让每个人物都免于扁平化和脸谱化大概是导演所追求的。比如,脾气火爆又处处留情的萧军,自有他侠骨柔情,豪迈仗义的一面。即便是中道弃萧红于旅馆的汪恩甲,也有他自己的委屈和苦衷,他因接纳萧红而遭到兄长暴揍。
最令人印象深刻人物的应该是鲁迅和丁玲。电影赋予鲁迅这个人物很多的生活细节。让他从一个横眉冷对的无情斗士,跌落尘世,变成一位有烟火气的慈祥老者。比如他的烟盒分绿白两色。绿听子装差一点的烟,自己抽,而白听子则装好烟,招待客人。对别人说儿子海婴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,因为婴字底下有个女字。还坦陈自己不大度。
至于丁玲,她的出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。观众先从鲁迅口中得知她被软禁在南京,“内幕难清楚”。丁玲被国民党软禁三年的这段经历,的确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暗点,内有不足为人道的痛楚。但是她出场后,却和萧红形成鲜明对比,豪爽粗狂,对革命很有热情,也有坚定的政治信仰。
对人物群像的塑造,削弱了萧红的戏份,并让她的形象在众人的解说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。但若是单单只看汤唯的表演,那么萧红身上就只剩一种人生基调—–强悍。
即便是私奔失败,落魄回家,被迫跟随家人连夜搬迁时,萧红的脸也是高高扬起,毫无挫败感。投靠汪恩甲时,对方的兄长前来兴师问罪,萧红对他傲然怒视。面对萧军的日益冷落,她并不发作,只是猛地将烟头摁进自己的皮肤。
虽然导演通过运用碎片化叙事模式,让众人来口述历史,力图营造出一种客观理性,不偏不倚的叙事基调。但假如剔除掉相关人员的旁白和评述,汤唯所演绎的萧红其实是很霸气的。
全然不是萧军回忆录里的那个身体孱弱,多愁善感,动不动就要掉眼泪的萧红。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屡败又屡战,永不服输的萧红。这样的“萧红”正是导演许鞍华对人物所产生的心理投射。
在心理学上,投射效应是指将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。
据说电影圈有一个共识,能做导演的女人都和男人一样强悍。作为从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中崛起的唯一女性,不光要在以男性为主的导演圈立足扎根,还要在商业气息浓厚的香港电影圈四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拍文艺片,这需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和神经。
在坚持走文艺路线的道路上,许鞍华也可谓是屡战屡败,屡败又屡战。拍《桃姐》时,她对刘德华说,“我好久没有足够的钱来拍戏了”。
但即使一次又一次地被投资商拒之门外,她也从不气馁。为了拍《千言万语》这部片子,她甚至倾家荡产,自掏腰包。
如今的许鞍华已跻身国际知名大导演之列,捧获导演奖杯无数。但她仍和90多岁的老母亲租住在香港一间小公寓里。没有结婚,也没有儿女。
许鞍华说萧红的问题就是她的问题,搞清楚萧红的问题,她的也就解决了。但是,真的解决了么?
有人说“碎片化”是一种很高级的叙事手法,能让观众有不同的解读方式;但也有人认为“碎片化叙事”其实是导演自己也没想清楚。
在四十多年的电影生涯中,她拍过鬼片、历史片、悬疑片、武侠片、喜剧等不同类型的片子,她是香港电影人中,尝试领域最多,涉猎最广的一位。
许鞍华似乎一直处于一种探究和摸索的过程中。与此同时,她似乎也不愿意将自己安顿在某个社会角色里,比如妻子、母亲、女导演、或某个类型片导演。
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,12-18岁是青少年建立“自我同一性”的关键时期。所谓的“自我同一性”,通俗地说,就是知道个人未来的目标,找到自己所属的群体,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。
许鞍华和萧红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童年。她和父母亲关系疏远,却有一个非常疼爱她,又懂古诗文的祖父。祖父教会她背很多古诗,许鞍华的文艺情结,大概在那时就被种下了。
但童年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,5岁以后,她回到香港和父母一起生活。新的文化环境,难免不对她那颗已受传统文化洗礼的幼小心灵产生冲击。
许鞍华的电影有个母题:人遭受环境所迫而饱受流离无根之苦。
比如《黄金时代》中的萧红,她从家乡的呼兰河县城逃到哈尔滨,又从哈尔滨辗转到青岛,而后上海、西安……最后客死香港。她无法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安置自己,做出了“逆向性的自主选择”,把目光投向童年,把笔锋对准了人性的幽暗面,因此才有了《呼兰河传》这部传世之作。
所幸,在青少年时期未能建立起来的“自我同一性”,使得许鞍华一直像个少年人那般,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。她始终在不遗余力地上下求索。
74岁的许鞍华表示,只要身体允许,有喜欢的剧本,她就会继续拍下去,从没有想过退休。过几年她还想到国外去念书学习写剧本。
生命不止,探索不息。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,是美丽而华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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